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江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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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趣事

三、 嘎仙洞北魏石刻祝文考释

发布时间:2016-07-24 15:41:30     阅读:502 举报


  1980年7月3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内,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皇帝派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刻于洞内石壁上的祝文。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它确凿无疑地证实嘎仙洞即《魏书·礼志》所载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从而揭开了拓跋鲜卑历史上的千古之谜。这—考古发现,为研究鲜卑民族起源和中国疆域形成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因而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

  嘎仙洞石刻祝文与《魏书·礼志》所载内容基本相符,少数字句略为不同。但石刻为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李敞来石室致祭所刊之祝文原件。而《魏书》乃事后一百多年北齐时期,魏收写成于公元554年,属第二手资料。现在,把石刻与《魏书·礼志》所录祝文逐句对照考释如下。

  (一)“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

  石刻首行十三字为李敞致祭日期,《魏书·礼志》未记,只载有“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同书乌洛侯传则有“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又同书《帝纪·世祖纪》有太平真君“四年…三月庚申,车驾还宫。壬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但都没有致祭的日期。石刻在此为我们提供了李敞采石室致祭的确切日期。

  “维”:“句首语气词。同惟。如《盐铁论·本议》:“惟始元六年。”

  “太平真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23—452年在位)第五个年号。太平真君四年,即公元443年。“七月二十五日”来此致祭,上距“三月壬戌”乌洛侯赴代京朝贡时间仅四个月。这中间李敞受命率领人马由代京出发,跋涉四千余里,且须越过大兴安岭群山密林,七月即到达石室致祭。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鲜卑统治者对此举之重视。

  (二)“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宫中书侍郎李敞傅宽此句《魏书·礼志》作“天子谨遣敞等”,无“臣”字,并无“谒者仆射库六官”与“傅劣”等

  “臣”:在此为皇帝对天或对祖先自称之谦辞,符合礼制。北魏道武帝拓跋硅公元398年破燕,占领黄河以北之地,建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跬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可知北魏开国时即有此制。

  “谒者仆射”:官名,始置于春秋战国时,等于君主的传达官。秦汉时谒者,除传达使命外,兼有陪伴引导傧相之职,其长官称谒者仆射。南北朝亦曾设置,掌引见臣下,传达使。《魏书·官氏志》载:谒者仆射从四品上。

  “库六官”:当即库褥官。《魏书·官氏志》有“库褥官氏”,后改为库氏。《魏书·太祖纪》有“渔阳乌丸库僻官韬”,同书《列传·段就六眷》又有“渔阳乌丸大库褥官”,可见写法不一。清代陈毅《二十五史补编·魏书官氏志疏证》指出:“褥与僻、辱并通。”皆库褥官氏之“褥”字异写。据此推之“库六官”也当即“库褥官”之异写。据《北朝胡姓考》“《魏书·太宗纪》云:‘泰常元年,冬十月……徒何部落库褥官斌先降,后复叛归冯跋。……据此,可知库卜官氏,为鲜卑徒何种,本慕容燕所属部落。其先有附魏者,后叛归北燕。泰常元年(416)复并人代魏也”。又据马长寿《乌桓与鲜卑》谓“代郡乌桓与匈奴、鲜卑如此错居杂处,而其它各地的乌桓又多与鲜卑(徒何鲜卑)相混合,所以《魏书·官氏志》云‘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库褥官氏原为鲜卑徒何种,后并入代魏,属于“诸方杂人来附者,”故“总谓之乌丸。库褥官为乌丸著姓。《魏书·礼志》中未提此人,不知何故。

  “中书侍郎”:官名。晋代始置,为中书省长宫中书监、中书令之副职。魏晋以后,中书省为中央总机构。《魏书·官氏志》载:中书侍郎为第四品上。

 “李敞”:《魏书》李敞无传。

 “傅劣”:此二字漫漶不清,难以确认。据《康熙字典》:劣,奴钩切。“傅盎”为人名,《魏书·礼志》无此二字而称“敞等”。傅劣与李敞同为中书侍郎。

  (三)“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魏书·礼志》作“用骏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灵。”“骏足”即骏马。《南史·郑鲜之传》有“燕昭市骨而骏足至”

 “—元大武、柔毛之牲”:指祭祀用的牛、羊,〈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脂肥,羊曰柔毛,鸡曰翰音…。”郑玄注:“元,头也;武,迹也。”孔颖达疏:“牛肥则脚大,脚大则迹痕大,故云一元大武也。”又“若羊肥则毛细而柔弱。”

  “敢”:自言冒昧之辞。

  “昭”:明显。

  拓跋鲜卑贵族置马、牛、羊三牲为供举行盛大礼仪祭天祭祖,可以看出他们学习中原封建礼仪,汉化已达相当程度。

  (四)“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

  《魏书·礼志》作“自启辟之初”,余皆同。

  “启”:开始。“辟”:开辟。“于彼土田”:在那个地方。即指祖先旧墟石室所在地方,今大兴安岭北部嘎仙洞一带。

  “历载亿年”:“亿”,在此喻数目之大。意思是说:“自从最初开始以来,皇天之神保佑我拓跋皇帝祖先,居住在旧墟石室那一带地方,经历了亿万年的悠久岁月。”按《魏书·序纪》载:拓跋焘以上二十三代祖先为毛,毛以上“积六十七代”“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这段记述当即指其祖先在大兴安岭北部游猎和在呼伦贝尔草原游牧的生活情境。同书《太祖纪》拓跋硅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诏有司议定国号时曾说:“昔朕远祖,总御幽都,……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幽都”:即北方。《书·尧典》有“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现已知,《魏书》所谓“幽都”即指鲜卑旧墟石室所在之大兴安岭北部一带。又,同书中也有“魏氏居百王之末”等说法。可知拓跋氏祖先在那里居住已达百代之久。一代以二十年计,百代则为二千年;一代若以三十年计,百代则为三千年。根据拓跋硅自述,早在他以前二三千年,距今至少三四千年以前,拓跋氏祖先“统幽都之北”,即在大兴安岭北部一带居住。

  “聿来南迁”:“聿”,语气词,无义,用在句首或句中。《诗·大雅·绵》有“古公直父,来朝趣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爱及姜女,聿来胥宇。”南迁,指拓跋鲜卑祖先推寅“南迁大泽”,又过七代第二推寅邻命其子诘汾又南迁漠南居匈奴故地之举。按《魏书·序纪》载:拓跋鲜卑远祖毛之后五代“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这里所谓之大泽即今之呼伦湖。历史学家对此已早有论及。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呼伦湖北岸发现之扎赉诺尔古墓群也曾推断为东汉末鲜卑族的—支,约当推寅“南迁大泽”时期的遗迹。现在由于鲜卑石室的发现,进而证实了《魏书》所称之“大泽”即呼伦湖。因为嘎仙洞鲜卑石室之南再没有如此大湖,唯独呼伦湖堪称“方千余里”,且东岸多沼泽,即所谓“厥土昏冥沮洳”。拓跋鲜卑到此后又过七代传至邻。邻年老时以位授其子诘汾。“献帝(即邻)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拓跋鲜卑经过这两次南迁,经济迅速发展,由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地带的游猎经济,发展到呼伦贝尔草原的游牧经济。原始猎人来到草原发展了畜牧业以后也就必然地成为马上骑士了。从而才有可能南下黄河逐鹿中原。这对鲜卑民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故鲜卑对这一历史过程深念不忘,辗转传述。对这两次领导部落南迁的酋长“宣、献二帝”视为善于“钻研”的历史英雄而加以神化,于是演为《序记》所述这一段“神兽导引”的神话传说。

  (五)“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

  《魏书·礼志》作“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丑,拓定四边。”“光”:即广。“宅”:即安。“光宅”:犹言普遍安定。《书·尧典》有“聪明之思,光宅天下。”“惟”:独、只、只有。

  “拓定四边”:指拓跋氏到漠南匈奴故地,从始祖力微吞并了原来依附的宗主部落没鹿回部以后,实力渐强,“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于公元258年迁居定襄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力微死后到其孙猗卢时期,国力发展,“控弦骑士四十余万”,被晋朝封为代公,又加封代王。这时拓跋部向阶级社会前进,“明刑峻法”初具国家雏形。领土扩大,据有“东接代郡,南连西河、朔方数百里之地。”猗卢死后,雏形国家又复瓦解。其孙什翼犍于公元338年建国繁峙,称代王。后迁居盛乐,实力达到“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农业也有了发展。后几经挫折,其孙拓跋硅于公元386年于牛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即代王位,同年改称魏王。后来打败刘卫辰占领五原。又攻破燕都中山,全占了黄河以北山西、河北诸地。于公元398年定都平城(今大同)即皇帝位,建元天兴,奠定北魏国基。继而为拓跋焘统一黄河流域打下基础。故曰“惟祖惟父,拓定四边。”

  (六)“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克翦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

  这一段《魏书,礼志》改为“冲人纂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王。”

  “庆”:即福。“后胤”:即后代。“冲人”:古时帝王年幼在位者自称之谦辞,有小子之意。

  “阐扬玄风、增构崇堂”:拓跋焘为了统治中原封建社会,重用汉人士族。他靠崔浩的辅佐,结束了十六国纷争局面,统一北方。道土寇谦之,受崔浩推荐,伪托太上老君授以“天 师”称号,赐以经典,要他清整道教。他将教义比附儒家学说,自谓宣扬新经目的在于上承古圣王的道统,以辅佐“北方太平真君”。这些深为拓跋焘信奉,曾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 446年)下“灭佛法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拓跋焘毁灭佛法,是为“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以便于统治汉人。他自己也曾“至道坛,受符录”。故此处有“阐扬玄风”之语。

  “增构崇堂”,系指增建庙堂,“构”字不清。考《魏书·释老志》有“别构讲堂、禅堂”之语,此处当为“构”字。

  拓跋焘死后,其孙拓跋浚于兴安元年(公元452年)即下“修复佛法诏”改变了灭佛政策。北齐又进而崇佛灭道。故此时《魏书·礼志》收录祝文将“阐扬玄风,增构崇堂”之语改作“冲人纂业,德声弗彰”。这显然是为适应当时政治需要而对祝文作了篡改。

  “克”,制胜。“翦”,消灭。

  “威暨四荒”后三字模糊不清。“暨”,到。“荒”,远方。“四荒”,《尔雅·释地》有”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郝懿行《尔雅义疏》以为四荒比五服中的荒服更为遥远?为“政教所不加”。

  “幽人忘遐,稽首来王”,由下文可知此处当指乌洛侯采朝之事。“幽人”,可理解为“幽 都之人”,意即北方人,指乌洛侯人。“遐”即远。“稽首”,古时的一种跪拜礼,叩头到地,表示最恭敬之礼。“王”在此作动词用(读第四声),指“称王,统治天下”。“来王”即来朝王。

  (七)“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

  前二句《魏书·礼志》作“具知旧庙,弗毁弗亡”。从“旧墟”改为“旧庙”可以看出人们对 石室概念的演变。拓跋焘当时将石室视作祖先居住地,故石刻称作“旧墟”。一百多年以后?

  魏收写《魏书》时则把石室视为祖宗之庙而称“旧庙”,又说“具知旧庙,弗毁弗亡。”由此可以看出,魏并不了解这个“旧庙”其实是一个石洞,不可能“毁”,也不可能“亡”。后世人们根据“庙”的概念以为是人工修造的建筑物,可能早已塌毁。想不到它会是一个石洞。现在真相大白,这个石室原本是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址,即所谓“先帝旧墟”。洞内有相当厚的文化堆积层,也可证实这一点。

  “希”石刻作“烯”,这种写法体现了北魏早期汉字山隶向楷演变过程中,字体尚未定型的真实情况。

  (八)“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

  这一段与《魏书·礼志》全同。“瓞”。石刻作娥”,小瓜之意。“绵绵瓜瓞”,指像“瓜瓞”繁衍不绝一样,旧时用为祝颂子孙昌盛之辞。句出《诗,大雅·绵》原句为: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室父,陶覆陶穴。末确‘家室。”

  石刻祝文用语多出于此,如“绵绵瓜瓞”、“聿来南迁”、“爰在彼方”,诸句。表明拓跋鲜卑这时已广泛接受了汉族文化。

  (九)“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

  (十)“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 以皇祖先可寒配,

  “荐于”之后抬头另行。《魏书·礼志》均无。“荐”,石刻作“蘑”。意即献,指进献祭品。

  “可寒”后来写作“可汗”,也作“合罕”。古代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三世纪时,鲜卑族中已有此称,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始见于公元;402年,柔然自社仑称五豆伐可汗,见《魏书·蠕蠕传》社仑“自号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犹魏言驾;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拓跋焘在此称其祖先为“先可寒”、“先可敦”,足证此乃鲜卑语言。

  “可敦”也作“可贺敦”、“可孙”、“恪尊”、“合屯”、“合敦”。古代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民族刘可汗妻的称呼,即皇后。

  “东作”本指农事而言。《书·尧典》有分命羲仲,宅隅夷,日炀谷。寅宾出口,平秩东作。”传”岁起—于东,而始就耕.谓之东作”。蔡沈集传:“作,起也;东作。春月岁功方兴,所当作起之事也。”《魏书·世祖纪》有“去春小旱。东作不茂”,“东作”仍谓农事。石刻祝文之“东作”不会是指农事。“东作帅使念”当为职衔或人名:“念”,石刻作“念”,这种写法,同见于汉邴阁颂。“鳖’,即凿,同见齐高颧修寺碑亦有此写法。“凿”在此显然为动词。

  其实,拓跋鲜卑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就在大鲜卑山—带居住,称为鲜卑。而东部鲜卑,直到汉初匈奴冒顿破东胡以后,才告别鲜卑山,因号鲜卑,较拓跋氏祖先在大鲜卑山的历史至少晚了一千多年。十分明显,拓跋鲜卑祖先在大兴安岭北部虽“不交南夏”,没有为汉人所知,却“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对自己的历史“人相传授,如史官之记录焉”,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存在。他们从何时开始叫“鲜卑”,没有明确交待,但根据他们自己的传述,在拓跋硅之上百代以前就在大鲜卑山居住,“因以为号”,起码要比公元前二世纪才有历史(为汉人所知的历史)的东部鲜卑早得多。拓跋鲜卑把自己的发源地叫“大鲜卑山”,这个“大”字在此也可能含有表示这个鲜卑山是“老大”的意思。他们认为自己才是鲜卑民族之源,才是“嫡系”,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不能说是在建立北魏王朝以后才把鲜卑之名“霸为已有”,更不是“喧宾夺主”。相反,他们对于比自己晚出的段氏、慕容氏称之为“白部”或“徒何”,对于血统不纯的宇文氏称之为“匈奴”,也反映了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鲜卑族,所以才不把东部鲜卑称作鲜卑。

  不论是先有大鲜卑山也好,还是先有鲜卑族也好,“鲜卑”这—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考“鲜卑”一词的原义,既非山名,也非族名。“‘《汉书·匈奴传》黄金犀毗’下注:“孟康曰:‘腰中大带也’。张晏曰:‘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师古曰:‘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可知,鲜卑即犀毗,或称胥纰、师比。根据张晏的解释,“鲜卑郭落”之义,为瑞兽。马长寿先生在其《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注释:“郭落”为“kwl——lak”之音译,其义为兽,鲜卑为“sai——bi”之音译,其义为瑞,为神。合之为瑞兽或神兽。《魏书》谓献帝邻命诘汾南徙。“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此神兽似即鲜卑。东胡人以此兽状铸镂带钩之上,即所谓“鲜卑郭落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

  与鲜卑同为蒙古语族的现代蒙语,称鹿类动物为“郭落斯”。故鲜卑语“郭落”一词也不是指所有的兽,而是指兽中的鹿类。称之为“神兽”的“鲜卑郭落”,应即为一种“祥瑞的鹿类动物”。现今游猎在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中的鄂温克族使用的“四不像”,有可能就是鲜卑先人念念不忘的那种“祥瑞的鹿类动物”。这种动物,角有数歧似鹿非鹿,蹄分两瓣似牛非牛,头生尖耳似马非马,身长灰毛似驴非驴。“四不像”是鄂温克人在苔原森林地带进行游猎不可缺少的唯—交通工具。这是由于大兴安岭北部特殊环境决定的。

  鲜卑人最初生活的大兴安岭北部,至今仍然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茂密的松、桦覆盖重重叠叠的山岭,到处栖息着各种野兽飞禽。我们从人类发展的—般规律来看,鲜卑先民最初的经济只能是采集和渔猎经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学会了驯养动物,因而畜牧经济必然取代狩猎经济,畜牧经济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的草原牧场,推寅当酋长时,他代表了人民的这种要求。选择大兴安岭森林边缘上水草丰美,广阔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完成了民族迁徙的历史任务,发展了经济,实现了由狩猎经济向畜牧经济发展的历史转变。

  “南迁大泽”来到达来湖东岸的辽阔草原以后,鲜卑民族也就像后来的蒙古民族一样,成为一个“畜牧迁徙”的游牧民族了。扎赉诺尔和完工古墓群出土文物,就清楚地反映了他们这时畜牧经济已有了显著发展的特征。近来,我们又在海拉尔以南的伊敏河流域连续发现了古墓群。其文化面貌与扎赉诺尔、完工等古墓群出土文物具有相同的特征,也当属于鲜卑人的遗存。

  献帝邻命其儿子诘汾南移,当即从达来湖东岸到伊敏河—带的草原向南迁移。由此翻山过岭,要经过很多低湿积水的沼泽。现今在大兴安岭游猎的鄂温克人,在林海沼泽地带通行,唯一的办法是骑四不像。这种动物,专吃生长在岩石和松桦倒木上的苔藓类植物,善于在森林沼泽中行走,被人们誉为“林海之舟”;而在苔原地带很少生长牛马吃的草类植物,牛马到这种环境里是无法长期生存的。所以,拓跋鲜卑的先民,很可能就是骑乘这种半驯化的鹿类动物,才完成他们的南迁的。可是,越过大兴安岭森林沼泽之后,“四不像”因为没有苔藓类植物可吃,适应不了新的环境而终于灭绝。过了几代以后,人们已经不了解”四不像”这种动物的本来面貌,只能通过一代代传闻加上各自的想象而成了神话。

  “祥瑞的鹿类动物”即“鲜卑郭落”,如果能用四不像给我们提供的这—点信息来加以理解,那么“鲜卑”这一族名就可能有“使用鲜卑郭落的人们”之义。

  这也正像现今的“鄂伦春”这个族名一样。“鄂伦春”即“养驯鹿的人们”。秋浦同志在其所著《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一书中介绍了—段鄂温克与鄂伦春人的生活说:“游猎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这一部分鄂温克人与鄂伦春人间,彼此在称呼上,却存在着一些有趣的分歧。当他们有时与鄂伦春人相遇时,就常常这样饶有风趣的和鄂伦春人发生争执:‘我们还饲养着驯鹿,还在山上游猎,我们才是真正的鄂伦春呢’。(原注:鄂伦春——语确‘两种含义,—为“有驯鹿的人们”,—为“山林中的人们”。)”

  其实,鄂伦春—语的含义就是“养驯鹿的人们”。从其构词成分上分析:“鄂伦”,是四不像:“春”或音“干”,是“人们”或“一伙人”的意思。“鄂伦春”(鄂伦春人语音为),义即“养驯鹿的人们”。《朔力·备乘》中就是这样解释的。后来鄂伦春人迁居黑龙江以南(大兴安岭以东)没有驯鹿所吃的藓苔,因而不养驯鹿就将它忘却。后来根据这伙人住在山岭中,就把他们的族名“鄂伦春”误解释为“山岭中的人们”。其实这并不是“鄂伦春”一词的原义。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否同样来理解“鲜卑”这—族名:“鲜卑郭落”含义为“祥瑞的鹿类动物”即“神兽”,那么,作为族名的“鲜卑”一词的原义,也即“养神兽的人们”,或“养祥瑞的鹿类动物四不像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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